博物馆青年说 | 从危机中恢复与重塑：博物馆的未来之路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The Future of Museums: Recover and Reimagine）。从国际博协对该主题的简短阐释中可以看到如下两个方面的关切：第一，此次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切实回应了疫情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严重危机。比如，一些早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借由此次危机得以集中显现与爆发；西方博物馆在参观人数、资金来源、财务危机、运营规模等方面陷入全面的危机。第二，此次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乐观向上的，呼吁博物馆世界将危机作为变革的契机和动力来对待。为此，博物馆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实验博物馆学的尝试，思考数字化与新型文化体验和传播之于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只需稍加注意就能发现，上述两点都是围绕着这场全球性危机展开的：博物馆如何能够从破坏性的危机中恢复常态与活力，从而“转危为安”；博物馆又如何能够从转化性的危机中探寻自身重塑的可能，从而“危中觅机”。危机可以有多种样态，并以不同的形式威胁博物馆的存续。在笔者看来，危机带来了普遍焦虑与风险的同时，也犹如一个“暂停符”，让博物馆世界的从业者和学者得以在忙碌的工作中停下来，重新思考行动惯性和介入倡议的有效性，真正达到一种“当你在做某事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境界。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从恢复和重塑两个方面来简单谈一下我对该主题的理解。

01左中括号从危机中恢复左中括号

恢复指的是变成原来的样子或者重新得到。对于博物馆而言，恢复开放、恢复正常工作、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大概指的是第一个层面的恢复。第二个层面的恢复可能是超越博物馆的一种恢复，指的是博物馆所处的外部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恢复，这是笔者想在此着重论述的内容。

在20世纪末，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文化互动已经成为世界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为此，他提出了探索这种全球化、流动性、复杂性和交叠性现象的初步框架，即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组成的五种维度。经由阿帕杜莱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复杂的全球新秩序：殖民与后殖民主义的挪用与协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交融、新兴力量与传统结构的并置。事实的确如此，随后的十几年见证了全球化的无处不在，自由政治、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倡导打破边界，流动性的增强一时之间让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地位一度下降。大概到2010年，这样的潮流达到了顶峰。

希拉·沃森（Sheila Watson）在最近一本书——《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的起源：情感性神话与叙事》中提到，近十年间，我们看到了一股反全球化、反文化互动的迹象：首先，2016年的脱欧投票和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全球新自由主义在竞争、移民、失业、不平等、社区破坏等方面的问题，民族国家受欢迎程度上升。其次，近些年来有关自由政治的探索往往是以妖魔化民族国家、赞扬少数和边缘族群的方式出现，但是这套解决方案并没有真正地触及问题的核心。第三，疫情的流行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边境的关闭，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力量为此付出的努力。经由比较不同国家在应对危机的举措，一种基于比较的民族国家概念深入人心。

这种可见的趋势意味着致力于文化互动与交流的博物馆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更何况背后还存在着一系列不可见的、无意识的观念冲突。在笔者看来，重新得到一个良好的氛围对于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显然更为重要。当然，这也不是博物馆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博物馆能做的是及时感知到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迫切性，并勇于进行一些变革性、引领性的实验。

02左中括号从危机中重塑左中括号

重塑指的是创造一种新形象或者重新构思之前的内容和结构。创造一种新形象更多指向的是博物馆因应外部转型与危机而进行的自我拓展。在疫情等公共安全危机的影响下，博物馆不得不面对观众减少、博物馆关闭、文化体验方式彻底改变的情况，博物馆将据此采取数字化技术或远程运作开发等新型模式，以维持、巩固和探索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重新构思之前的内容和结构则更像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总结会，意味着重新思考既有实践要素彼此之间的组合关系、诸多理论主张自身的风险与限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切入融合等问题。在笔者看来，重新处理这些历史遗产显然更为迫切，甚至说对过去的清晰认识才能开启通往未来博物馆的钥匙。

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从事一项可称之为“重思”的工作，即将西方某些流行的理论主张放置于其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和学术脉络中，试图对其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与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感受到我们在拥抱所谓的新潮流、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这些求新的、基于应然的新理想背后的风险与困境。

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聚焦于此，简单讨论其中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理论主张——政治表征。简单来说，政治表征指的是博物馆如何表征他者文化的议题。在过去一百年间，我们见证了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是如何从压抑的、被表征的、不可见的黑暗之处走来的，目前，他们已经形成本土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并极力强调自身的“原住民性”。人类学家和博物馆学家出于自身的道德使命、学科危机和批判视野与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走到了一起，共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这项激进的变革。这看似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立场和逻辑，但在复杂的现实中还是遭遇到一系列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困境。

第一是难以建立平等的互惠关系。根据迈克尔·埃姆斯（Michael Ames）的研究发现，原住民难以获得一种真正的平等身份，要么是以需要被表征和帮扶的原始人形象出现，要么是以替代性方案的“高贵的野蛮人”形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社会的自我和少数族群的他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因此也就很难实现一种基于共享价值和理想的互动、交流与合作。

第二是自我表征的过度导致文化之间的隔阂。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曾指出，与挑战单一的、权威的、主导性历史叙事同行的是具有原住民、族群和民族特色的博物馆和博物馆叙事的激增。这看似是一个完善“文化拼图”、践行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基于文化相对主义和局内人视角的表征与叙事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自我的过度美化和特殊化，从而断绝了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第三是效忠的立场遮蔽了多样与全局观。伊丽莎白·韦泽（Elizabeth Weiser）指出，那些分歧和多元声音有时候是片面的、盲目的，如果一味地效忠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关于传统文化的假设，那么博物馆关于这些只言片语的展示只会说服那些已经相信他们的人，其结果是博物馆不会用修辞上的术语来说服任何人。在表征他者或涉及人权议题时，博物馆立场鲜明、意图明确的做法容易被特定群体、文化和价值的目的而裹挟，从而丧失了公共性的自身地位，陷入到工具论的陷阱之中。

上述提及的三点在不同层面揭示了具有批判与变革意味的新博物馆承诺是如何因为复杂的现实情境而无法最终兑现的。这也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对既有的看似美好与理想的理论观点保持警惕。在笔者看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中的重塑应当也包含这项内涵，即重新构想既有观点、思潮与学说的效度和限度。

03左中括号重回交流与对话的未来博物馆左中括号

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呼吁全球化、跨界和流动性的恢复还是倡导重新构想既有理论主张的效度与限度，其共同指向的是对交流和对话的强调。博物馆如何在隔阂的世界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博物馆如何应对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现状，从而实现多重声音与方法的并置？博物馆如何实现从遗产维护者到文化协调者、合作推动者、价值传播者的角色转向？这些都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抛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也将引领我们迈上博物馆的未来之路。

作者简介

尹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博物馆研究、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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